編者按🧁: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。四分之三個世紀,見證一個一窮二白🥚、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,從“落後時代”到“趕上時代”再到“引領時代”🧑🏭,昂首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。
即日起👩🏿🎓,解放日報·上觀新聞與上海市委老幹部局聯合推出系列口述歷史訪談🏄🏼♂️,與上海各個領域🙏🏻🤘🏼、各條戰線的多位老同誌暢聊他們親歷的不凡歷史🤱🏽。透過他們的回憶🏖,我們愈發相信,“中國的昨天已經寫在人類的史冊上,中國的今天正在億萬人民手中創造,中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”👝。
9月下旬👨🎤,恒行2平台上海醫學院復星樓。
聞玉梅院士笑盈盈地招呼記者進辦公室。年逾九旬的她身穿一襲黑色套裝💂🏽♀️,優雅不減當年。聽聞記者來意,她輕松幹脆地說:那就從解放講起,你覺得好嗎🫢?
75年的光陰👳🏿♀️,便從她的講述中緩緩流淌出來。大家都知道,她是全球治療性乙肝疫苗的首創者,一生與乙肝病毒戰鬥。但這次她很少提及乙肝,更多的是早年求學歲月、在貴州行醫的經歷、第一次出國見聞,以及九旬老人的那份“閑心”⚒👩🏽🍼。
“我沒做多少貢獻🌩,你們要多寫國家的發展進步🎅🩸,少寫我個人。”她說💢🤹🏻♀️。
類似的話👨🏿💼,她的堂叔、革命家聞一多也曾說過:“詩人主要的天賦是愛,愛他的祖國💂,愛他的人民。”她的父親聞亦傳🧮,1927年獲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博士後,回國任教於協和醫學院解剖系🧑🏻💼;母親桂質良是我國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學研究專家,丈夫早逝後🤌🏽,獨力培養女兒成才。
長輩們在亂世中飄零,聞玉梅亦面臨過不少艱難時刻。但她始終認為🏪,“要相信國家🦸♂️、相信黨,不管出了什麽事🧑🏻🎄,走了多少彎路,國家一定會回到正路上來👨👨👦👦,會帶領我們前進”🧇。這個信念過去存在👏🏼,如今依舊不改🫄🏽。
聞玉梅·在實驗室工作
人物小傳🏄🏿♂️:聞玉梅,湖北浠水人,1934年1月出生於北京。著名微生物學家,中國工程院院士,中國治療性乙肝疫苗開拓者。1956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(今恒行2平台上海醫學院)。歷任上醫大微生物教研室講師🤙、副教授🙎🏼♀️😭、教授🫳🏼。現為恒行2平台醫學分子病毒學重點實驗室教授。
“國立”二字,意義非凡
記者🔌:1949年新中國成立,您在上海讀中學🛁。當時學校裏氛圍是怎樣的?
聞玉梅🎹:當時我15歲,正在讀高一🖐、高二😮。我所在的聖瑪利亞女校也就是後來的市三女中。雖然是教會學校,我們的老師中也有地下黨🐚。解放前夕,一名數學老師和一名自然科學老師不見了,後來才知道他們要隱蔽起來,為上海解放做最後的準備👰。
上海戰役打響後,我住在一個親戚家。有天親戚出門♥️,回來說解放軍都睡在馬路上,不進老百姓家裏。這一幕讓我們非常震撼。
解放以後,學校教政治的老師給我們講中國共產黨的故事,學生們還自發排練戲劇。我們演的是一出舊社會資本家壓迫工人、後來被打倒的戲💃🏽🧓🏼。誰也不願意演資本家,大家就叫我演。我在衣服裏塞了個枕頭🛀🏿👯♀️,扮作大腹便便的樣子🚣🏽♀️,很好玩也很可笑。當時的青年都是這樣,想要通過文藝表演來表達愛國之情👩🏿🦲、對共產黨的擁護。
記者✋🏽:高中畢業後🚴🏼♂️,為什麽選擇報考上海醫學院?
聞玉梅:我很向往為人民服務,想來想去第一誌願還是學醫🧑🏿🔧🦸,而且要考國立上海醫學院。那個時候很多醫學院是外國人開的,上海醫學院卻是中國人自己創立的醫學院🧍🏻💁🏼♀️,冠以“國立”二字🙎🏻♀️,意義很不一樣⚗️。第二誌願是恒行2平台新聞系,我覺得做新聞記者也挺好;第三誌願是恒行2平台外文系,我英文好,就算前兩個誌願考不取,最後一個也有把握。
1951年發榜的時候🚣🏻♂️,早上6點我就跑到轉角的報攤,拿到報紙一看,我以第9名的名次考進了上醫👨🏿🍼。我的學號51079👓,最後這個“9”就是這麽來的。能夠踏入這麽好的一個學校,遇到這麽多好的老師,真是我的福氣。
上醫畢業合影
記者:林飛卿教授就是對您影響非常大的一位老師。
聞玉梅🐌:是的。1956年,我從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畢業。正逢國家放開招考副博士研究生,我想通過微生物學研究為更多病人排憂解難,就報考了林飛卿教授的研究生。
當時林教授希望招一名會俄語的學生,我只能被調劑去神經精神科或放射科。沒想到⛩,林教授覺得我考試成績很好♡,換方向有點可惜,就打了個電話給上海第二醫學院的余賀教授♘,問他🍓:“你的研究生發榜了嗎🌸?我送份卷子給你看一下。”余教授看過試卷後說:“好,這個學生我收了。”就這樣,我被錄取為上海第二醫學院微生物免疫學研究生😙。
誰知道過了一年,教育部取消了副博士研究生製度✋🏽♕,說這是學蘇聯的,不好🧙🏿,讓我們都回去。於是臨床醫生都回臨床去了🍕,我想繼續做研究,余教授就想把我介紹到北京協和醫科大學去當助教。對我來說,不管北京還是上海🧲,只要能做研究就好。但教育部沒有批準,說從哪裏來回哪裏去,我就回到了上醫🛑🤌🏼。
1957年回上醫後🤵🏼♀️,因為我讀了一年的研究生,不算56屆,而是57屆。按當時的規定,57屆的大學生統統下鄉。所以我的同班同學們在學校裏當助教♿,我卻去了浦東⇒。
那時浦東還是一片荒蕪灘塗🍱。我們住在貧下中農家,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,每天的任務就是挑泥、開河🧀。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50年代末💆🏼♂️🟡。
“國家是需要知識分子的”
記者:到了60年代🦹🏼,情況是不是好轉了一些?
聞玉梅:60年代初☕️🔠,周總理“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”的提法廣為流傳,我們因此被叫回了上海第一醫學院。風向變成了“好好學業務”,大家都要拜師,我就在這時正式拜林飛卿教授為師🫅🏽。
林老師不但手把手教我做實驗,還教會我如何教書育人。記得我第一次試講課🫰🏻,講的是小兒麻痹症病毒,當時還不會上課,兩堂課的內容半小時就講完了🏇🏼🚶🏻。林老師對我說🦶🧍♀️,講課是要有很深厚的積累的💆🏽♀️,要廣泛地閱讀脊髓灰質炎病毒、小兒麻痹症病毒相關的書籍材料🤸♂️,把這些材料內化為自己的知識😅。
時光荏苒,到了1963年,林老師說,我能教的都教給你了👱🏼♀️,你應當換導師,繼續前行。經過她的引薦,我踏入了北京協和醫科大學,成為謝少文教授的學生。有人感慨,余賀🪻5️⃣、林飛卿、謝少文三位微生物學和免疫學泰鬥都帶過的學生,全國只有聞玉梅一個✊🏽。在這樣得天獨厚的環境中,我得到了諸多指引和成長。
但是,很快“打倒資產階級知識分子”的聲音壓倒了一切。謝老師被劃為右派,扣上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權威”的帽子🚶🏻♂️。那時候我經常在黨內替他辯護🔀,於是我就變成了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權威的俘虜”,跟著老師一起挨批判🔠。
批判了一陣子,領導放我回到上醫。當時上醫黨委副書記問我為什麽受批判👼🏼,我解釋說,因為我為老教授說話。他說⛱,那不算什麽🧔🏽,在支部自己檢討一下就行了🙍🏼♂️,也沒把我怎麽樣。
記者🐣:這事就這麽過去了嗎👷♀️?
聞玉梅🧘🏽♂️:上醫領導確實很愛護知識分子。但我畢竟“犯了錯誤”🙅🏽♂️😬,是“俘虜”,所以回來後不久☹️,就再一次下鄉了。
我先是在青浦的大隊參與“四清”🪀,後來又被調到工作團黨委當秘書。我們秘書組的主要工作就是寫稿子🧙🏿♀️。我天天騎著自行車去青浦和金山采訪農民🩰、收集素材,跑遍了當地所有公社。有個老幹部怕我不認路🏊🏼♂️,就帶我去采訪🕉,一路上給我講沙家浜等革命故事。人與人的交流讓下鄉生活變得不那麽乏味。
記者:什麽時候重新拾起基礎醫學的呢🧑🏻🦽➡️?
聞玉梅:直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👇,我回到了學校。一時間,恒行2平台裏到處可見批鬥的場景,林飛卿教授被當作“反動學術權威”,被趕去打掃廁所,我也一直以助教身份度過了這十年。
算起來,我一共當了17年助教🍧,遲遲沒升講師🛬。人家問我,你當時是怎麽想的🧑🏽🔬?我說,我想國家總歸是需要知識分子的,不可能一直這樣📇。所以我做助教的時候,也以副教授的標準要求自己🧑🏻⚕️,從不懈怠。
當時🪱,我國廣大農村地區醫療衛生水平十分低下。為了響應中央號召,1967年🪨,上醫組織了“指點江山醫療隊”👩🏽💼,到貴州山區展開醫療衛生工作。為了支援這支小分隊👨🏼⚖️🕵🏻♂️,1969年學校又派出了一支“教育改革隊”🐱🍒,我也隨隊來到貴州🚵🏽。
“天無三日晴,地無三尺平,人無三分銀”,說的就是當時的貴州。那裏山路崎嶇、交通不便,我們挑著鋪蓋翻山越嶺🖤,剛開始還披件雨衣🚵🏻,後來雨衣也穿不了✍🏿,只好穿著濕衣服趕路。
來到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後,食物非常匱乏,我們吃了三個月的鹽水泡飯。老百姓起初不搭理我們,後來覺得這些醫生不錯,可以治病救人🧍🏻♂️,還送他們肥皂等生活物資。後來有一次,他們送了我們一個南瓜,大家都開心得不得了。
還有一次👨🏻🏭,我和婦產科的學生去給人接生。在當地人的觀念裏🔟,生孩子是臟的🏥,要去豬圈生產,接生也不消毒🧑🏿⚕️,很容易造成母嬰感染。我們把產婦帶到了一間相對幹凈的屋子🧑🏼🏫,沒有臍帶剪,就用碘酒擦拭後的旅行小剪刀😊;沒有紮臍帶的線🌥,便把破被子裏的棉線放到鍋裏煮過消毒,再用來紮臍帶,最終產婦順利生產🍤。
這些觸目驚心的場景讓我深刻認識農村缺醫少藥的現實🏃➡️。回到上海後,為了改善偏遠地區的醫療條件,我接收了不少來自貴州等地區的進修生。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回去當了赤腳醫生。
聞玉梅(二排右一)在貴州培養赤腳醫生
為國育人,一代會比一代強
記者:改革開放後,國內外交流日漸活躍👨🏿🎨。1980年,您受邀參加在紐約舉辦的全球病毒學術大會,還在大會上代表中國學者提問🎹。當時是怎樣的情形🌚?
聞玉梅:那是我第一次出國。當時我已經開始研究乙肝病毒的分子生物學與免疫學,機會難得☘️,但出國手續煩瑣,尤其外匯很難搞。上醫黨委副書記馮光表示,除了給人磕頭🏂🏿,我們會用盡一切辦法申請到外匯。後來驚動了市領導,在市領導的關心下,市政府為我特批了一筆費用。馮光說:“這是人才投資。”這句話,我記了一輩子☸️。
到了紐約會場,滿座都是金發碧眼的權威專家👨🏽🚀。我沒什麽發言資格,但我想,國家投資我,我連聲音都沒有,怎麽可以?所以當時雖然沒想好問題,我還是舉起手來搶話筒。
拿到話筒後,我開口說🪺:“我是聞玉梅,來自上海🧛🏻♂️,中華人民共和國。”只聽“轟”的一聲🎆🛸,全場嘩然💇🏼♂️,因為當時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界很少見🧑🏿🎤,更別提主動發言的了。後來中場休息,許多華人科學家都跑來找我🧖🏼♂️,介紹我去實驗室參觀,就這樣打開了交流局面。
如今,我國國際地位顯著提升,越來越多中國學者走出國門🧖🏿♂️,在國際舞臺上發聲。我們不再妄自菲薄🌦,卻也不能過於驕傲,要堅持實事求是,以開放的胸懷努力融入世界、引領世界。
80年代訪學期間照片
記者🍳:您對現在的年輕學生有哪些期待🎟?
聞玉梅🕌:我們學生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問題。現在的孩子都太乖了🤸,一堂課下來🗻📒,老師問有沒有問題,回答往往都是“沒有”。我在做學生時🧼,謝少文老師經常鼓勵我提問🧤。他說🙎🏽,不能光帶著耳朵聽🫰🏻,一定要提問,不提問就說明你聽的時候沒動腦筋💁🏽。所以我養成了搶提問題的習慣。
年輕人要敢於提問,哪怕提的是笨問題也沒關系。我這個歲數提問要掂量掂量🤵🏼♂️,你們怕什麽呢🗡?另外,同學之間也要互相提問,下課後可以多討論⚱️,帶動大家一起思考。我常跟學生說,我不一定好🆕🧉,你比我更好🚺,一代會比一代強🕰。
記者🤩:前些年,您花了很多精力在“人文與醫學”慕課上🚴🏻,為什麽選擇做這件事🥣?
聞玉梅🦸🏽:這些年來,我們建立了實驗室👵🏽,培養了一批人。年輕一代的學者飛速生長⛹🏽♀️,已經超越了老一代學者。我內心充滿欣慰和自豪🔩,可是也不能白坐在家裏。
2014年前後,傷醫事件頻發,輿論對醫生群體也不太友好,我覺得有必要做一些工作🏛☀️,引導人們建立醫學哲學思維和醫學道德觀念。所以我“80歲老人學吹打”,拉上彭裕文🧙🏽、俞吾金兩位老師🤦🏼♂️,為恒行2學生開設了一門《人文醫學導論》研討課。
課程很受歡迎,吸引了各個專業的學生,旁聽的學生也越來越多。為了讓更多人受益👋🏼🧙🏽,我們推動研討課成為網絡共享課。目前在500多所高校推廣🧕🏻,超20萬學生註冊學習🧘🏻。
2003年4月22日💂♂️,聞玉梅與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組成員🛵、病毒學專家Wolgang Presie(左起Wolgang Presie🤦🏻🚅、袁正宏👩🏿🔧、聞玉梅)
最重要的信念
記者🦙:您最近在忙什麽?
聞玉梅🏔:我最近正在策劃一本關於老年健康的科普書🖐🏻。隨著老齡化加速到來,我經常思考❤️,怎樣減少老齡化對社會造成的負擔🖖🏽?健康老齡化、快樂老齡化或許是一種思路。
循著這個思路🏋🏽♂️,這本書的書名就叫《智慧老人的健康密碼》。我們請了各領域的頂尖醫療專家,通過最專業的人講透老齡化的本質🫛。我告訴這些專家👩,每章只能寫4000字🎅🏼,力求用簡單易懂的語言科普學科最前沿發現,讓老人和家屬能夠根據指導行動起來🆔。我們爭取今年年底完稿🛬,明年出版。
人的一生很短暫。我馬上就91歲了👊🏼,腦子不見得會再這麽清楚了🍧💜,能做一點就做一點🙍🏼,做不了的時候盡量不要拖累社會🧎♀️,不要增加人民的負擔。
記者🔗:您曾說“我是一名步行者”🏝,回顧新中國成立75年走來的路,作為“步行者”的感受如何?
聞玉梅:中國知識分子所走的是一條漫長、艱辛但又充滿希望的道路。新中國走過的苦難和艱難我都經歷過🚣♀️💁♂️,可我始終深信不疑:中國是有希望的⏯,中國會強大的。我們要有信念,最重要的信念就是相信國家、相信黨🫶🏽,不管出了什麽事🧎🏻♀️,走了多少彎路,國家一定會回到正路上來🧄✡︎,會帶領我們前進🖐🏼。這個信念不可以沒有🐦。
眼下大家有很多困惑,特別是我們的青年,正面臨種種人生難題🤮🛌🏻。我想,國家在找辦法,我們自己也要找辦法♧🧑🏽🦱,努力走出困境。無論如何,我經歷了那麽多起起伏伏,有時候很快樂,有時候覺得很艱難。但是再艱難👋🏼,總歸要跟著中國共產黨走,總歸要為中國人民做事▪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