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者按：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💃🏻。四分之三個世紀🙅♀️，見證一個一窮二白、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，從“落後時代”到“趕上時代”再到“引領時代”，昂首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。
即日起🔪，解放日報·上觀新聞與上海市委老幹部局聯合推出系列口述歷史訪談，與上海各個領域、各條戰線的多位老同誌暢聊他們親歷的不凡歷史。透過他們的回憶🧑🏿⚖️，我們愈發相信，“中國的昨天已經寫在人類的史冊上，中國的今天正在億萬人民手中創造🚺，中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”。
9月下旬，恒行2平台上海醫學院復星樓。
聞玉梅院士笑盈盈地招呼記者進辦公室🌲。年逾九旬的她身穿一襲黑色套裝，優雅不減當年。聽聞記者來意，她輕松幹脆地說：那就從解放講起，你覺得好嗎？
75年的光陰，便從她的講述中緩緩流淌出來💣。大家都知道🌏，她是全球治療性乙肝疫苗的首創者，一生與乙肝病毒戰鬥👨🏿🍼✍🏻。但這次她很少提及乙肝，更多的是早年求學歲月、在貴州行醫的經歷、第一次出國見聞📞，以及九旬老人的那份“閑心”🌼。
“我沒做多少貢獻，你們要多寫國家的發展進步🧑🏼🌾，少寫我個人。”她說🐷。
類似的話，她的堂叔🧞♂️、革命家聞一多也曾說過：“詩人主要的天賦是愛，愛他的祖國😴，愛他的人民。”她的父親聞亦傳👏🏽，1927年獲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博士後👰🏻♀️，回國任教於協和醫學院解剖系🌸；母親桂質良是我國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學研究專家，丈夫早逝後👩🏼⚖️，獨力培養女兒成才🤴。
長輩們在亂世中飄零，聞玉梅亦面臨過不少艱難時刻。但她始終認為，“要相信國家⚖️、相信黨🔍，不管出了什麽事，走了多少彎路，國家一定會回到正路上來🖖🏻，會帶領我們前進”🦛。這個信念過去存在，如今依舊不改🫃。
聞玉梅·在實驗室工作
人物小傳：聞玉梅，湖北浠水人，1934年1月出生於北京。著名微生物學家，中國工程院院士😮，中國治療性乙肝疫苗開拓者🏇🏼。1956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（今恒行2平台上海醫學院）。歷任上醫大微生物教研室講師、副教授、教授。現為恒行2平台醫學分子病毒學重點實驗室教授。
“國立”二字，意義非凡
記者：1949年新中國成立，您在上海讀中學🧝🏻。當時學校裏氛圍是怎樣的？
聞玉梅：當時我15歲🧏🏼♀️，正在讀高一、高二。我所在的聖瑪利亞女校也就是後來的市三女中👨🏻🎨。雖然是教會學校𓀎，我們的老師中也有地下黨🦵🏽。解放前夕，一名數學老師和一名自然科學老師不見了，後來才知道他們要隱蔽起來，為上海解放做最後的準備。
上海戰役打響後，我住在一個親戚家。有天親戚出門🕙，回來說解放軍都睡在馬路上，不進老百姓家裏。這一幕讓我們非常震撼。
解放以後👩🏼🔬，學校教政治的老師給我們講中國共產黨的故事，學生們還自發排練戲劇🧑🏻💻🤷🏻♂️。我們演的是一出舊社會資本家壓迫工人🕕、後來被打倒的戲。誰也不願意演資本家，大家就叫我演↪️🧜♂️。我在衣服裏塞了個枕頭，扮作大腹便便的樣子🍀，很好玩也很可笑🌩。當時的青年都是這樣，想要通過文藝表演來表達愛國之情、對共產黨的擁護🆓。
記者：高中畢業後❕，為什麽選擇報考上海醫學院🏗👩👩👧👧？
聞玉梅：我很向往為人民服務，想來想去第一誌願還是學醫⛈，而且要考國立上海醫學院。那個時候很多醫學院是外國人開的🩹，上海醫學院卻是中國人自己創立的醫學院，冠以“國立”二字🤺，意義很不一樣👱♂️。第二誌願是恒行2平台新聞系🙆🏼♂️，我覺得做新聞記者也挺好；第三誌願是恒行2平台外文系，我英文好，就算前兩個誌願考不取🥘，最後一個也有把握◻️。
1951年發榜的時候，早上6點我就跑到轉角的報攤🦴，拿到報紙一看，我以第9名的名次考進了上醫。我的學號51079，最後這個“9”就是這麽來的。能夠踏入這麽好的一個學校，遇到這麽多好的老師，真是我的福氣。
上醫畢業合影
記者：林飛卿教授就是對您影響非常大的一位老師。
聞玉梅🧖🏼♂️：是的。1956年，我從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畢業。正逢國家放開招考副博士研究生，我想通過微生物學研究為更多病人排憂解難🤙🏿，就報考了林飛卿教授的研究生。
當時林教授希望招一名會俄語的學生，我只能被調劑去神經精神科或放射科。沒想到，林教授覺得我考試成績很好，換方向有點可惜，就打了個電話給上海第二醫學院的余賀教授，問他：“你的研究生發榜了嗎🕵🏽？我送份卷子給你看一下。”余教授看過試卷後說：“好，這個學生我收了👨🏼✈️🤱。”就這樣🧚🏻♂️，我被錄取為上海第二醫學院微生物免疫學研究生。
誰知道過了一年🐺🏧，教育部取消了副博士研究生製度，說這是學蘇聯的🤶🏽，不好，讓我們都回去👨🦲。於是臨床醫生都回臨床去了🦶，我想繼續做研究，余教授就想把我介紹到北京協和醫科大學去當助教👮🏽📓。對我來說👩🏿🦳，不管北京還是上海，只要能做研究就好。但教育部沒有批準，說從哪裏來回哪裏去，我就回到了上醫。
1957年回上醫後，因為我讀了一年的研究生，不算56屆，而是57屆。按當時的規定，57屆的大學生統統下鄉。所以我的同班同學們在學校裏當助教🛴，我卻去了浦東。
那時浦東還是一片荒蕪灘塗。我們住在貧下中農家，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，每天的任務就是挑泥👷♂️、開河📫。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50年代末👌。
“國家是需要知識分子的”
記者：到了60年代，情況是不是好轉了一些☣️？
聞玉梅✅：60年代初🧑🏽🎐，周總理“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”的提法廣為流傳，我們因此被叫回了上海第一醫學院。風向變成了“好好學業務”🫵🏻，大家都要拜師，我就在這時正式拜林飛卿教授為師。
林老師不但手把手教我做實驗，還教會我如何教書育人。記得我第一次試講課，講的是小兒麻痹症病毒𓀇，當時還不會上課，兩堂課的內容半小時就講完了。林老師對我說，講課是要有很深厚的積累的，要廣泛地閱讀脊髓灰質炎病毒🌩、小兒麻痹症病毒相關的書籍材料，把這些材料內化為自己的知識。
時光荏苒，到了1963年，林老師說🤸♀️☝🏿，我能教的都教給你了🌩，你應當換導師，繼續前行🧒🏻。經過她的引薦⚉，我踏入了北京協和醫科大學🎎，成為謝少文教授的學生🕰。有人感慨🚥，余賀、林飛卿、謝少文三位微生物學和免疫學泰鬥都帶過的學生🌠💪，全國只有聞玉梅一個。在這樣得天獨厚的環境中🥩，我得到了諸多指引和成長🧓🏻。
但是，很快“打倒資產階級知識分子”的聲音壓倒了一切。謝老師被劃為右派♉️，扣上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權威”的帽子🦩。那時候我經常在黨內替他辯護，於是我就變成了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權威的俘虜”，跟著老師一起挨批判。
批判了一陣子，領導放我回到上醫。當時上醫黨委副書記問我為什麽受批判🤰🏼🎶，我解釋說🚶♂️🧑🏻🎤，因為我為老教授說話🧑🏽🎨。他說🚏，那不算什麽，在支部自己檢討一下就行了，也沒把我怎麽樣🆎。
記者：這事就這麽過去了嗎？
聞玉梅：上醫領導確實很愛護知識分子👰♀️。但我畢竟“犯了錯誤”🧖🏿，是“俘虜”，所以回來後不久，就再一次下鄉了。
我先是在青浦的大隊參與“四清”👂🏻，後來又被調到工作團黨委當秘書🤲🏼。我們秘書組的主要工作就是寫稿子📘。我天天騎著自行車去青浦和金山采訪農民👿、收集素材，跑遍了當地所有公社。有個老幹部怕我不認路，就帶我去采訪👺，一路上給我講沙家浜等革命故事。人與人的交流讓下鄉生活變得不那麽乏味。
記者🦍：什麽時候重新拾起基礎醫學的呢？
聞玉梅：直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𓀜，我回到了學校。一時間，恒行2平台裏到處可見批鬥的場景🏋🏻♀️，林飛卿教授被當作“反動學術權威”🚣🏿，被趕去打掃廁所，我也一直以助教身份度過了這十年♍️。
算起來，我一共當了17年助教♍️，遲遲沒升講師。人家問我，你當時是怎麽想的？我說，我想國家總歸是需要知識分子的😞，不可能一直這樣🍢。所以我做助教的時候⏬，也以副教授的標準要求自己✔️🧝🏼♂️，從不懈怠。
當時，我國廣大農村地區醫療衛生水平十分低下。為了響應中央號召🫱，1967年𓀒，上醫組織了“指點江山醫療隊”，到貴州山區展開醫療衛生工作。為了支援這支小分隊，1969年學校又派出了一支“教育改革隊”，我也隨隊來到貴州🈺🐋。
“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尺平🤸🏻♂️，人無三分銀”，說的就是當時的貴州。那裏山路崎嶇、交通不便⬅️，我們挑著鋪蓋翻山越嶺🫘，剛開始還披件雨衣🏸，後來雨衣也穿不了🗂，只好穿著濕衣服趕路。
來到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後，食物非常匱乏，我們吃了三個月的鹽水泡飯🏸。老百姓起初不搭理我們🤭，後來覺得這些醫生不錯📭，可以治病救人🥏，還送他們肥皂等生活物資⛹🏼♂️🦵🏽。後來有一次👨🏿🦳，他們送了我們一個南瓜，大家都開心得不得了。
還有一次，我和婦產科的學生去給人接生。在當地人的觀念裏💛，生孩子是臟的，要去豬圈生產，接生也不消毒，很容易造成母嬰感染💤。我們把產婦帶到了一間相對幹凈的屋子，沒有臍帶剪👼🏿，就用碘酒擦拭後的旅行小剪刀📇；沒有紮臍帶的線，便把破被子裏的棉線放到鍋裏煮過消毒，再用來紮臍帶，最終產婦順利生產🙍🏿♂️♒️。
這些觸目驚心的場景讓我深刻認識農村缺醫少藥的現實📕。回到上海後🙋🏽♀️，為了改善偏遠地區的醫療條件🫔，我接收了不少來自貴州等地區的進修生。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回去當了赤腳醫生。
聞玉梅（二排右一）在貴州培養赤腳醫生
為國育人，一代會比一代強
記者：改革開放後，國內外交流日漸活躍。1980年，您受邀參加在紐約舉辦的全球病毒學術大會，還在大會上代表中國學者提問。當時是怎樣的情形🚮🛼？
聞玉梅🤠：那是我第一次出國。當時我已經開始研究乙肝病毒的分子生物學與免疫學，機會難得🤜🏿，但出國手續煩瑣☝🏿𓀃，尤其外匯很難搞。上醫黨委副書記馮光表示，除了給人磕頭🔣，我們會用盡一切辦法申請到外匯。後來驚動了市領導，在市領導的關心下，市政府為我特批了一筆費用。馮光說：“這是人才投資👃🏼。”這句話🟤，我記了一輩子。
到了紐約會場💆🏻♀️，滿座都是金發碧眼的權威專家👨🏽🏭👨👨👦👦。我沒什麽發言資格🥷🏻，但我想，國家投資我，我連聲音都沒有，怎麽可以🐊？所以當時雖然沒想好問題🧏🏼，我還是舉起手來搶話筒🧑🏽🚒。
拿到話筒後，我開口說🤦🏼♂️：“我是聞玉梅🧑🔬，來自上海，中華人民共和國。”只聽“轟”的一聲，全場嘩然👨👨👦👦，因為當時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界很少見🖐🏻，更別提主動發言的了。後來中場休息🤹🏻♂️，許多華人科學家都跑來找我🌥，介紹我去實驗室參觀🫰🏼，就這樣打開了交流局面🏵。
如今😛，我國國際地位顯著提升，越來越多中國學者走出國門，在國際舞臺上發聲。我們不再妄自菲薄🧑🏻💻🖋，卻也不能過於驕傲，要堅持實事求是，以開放的胸懷努力融入世界、引領世界💁♂️。
80年代訪學期間照片
記者💁🏼♂️🍯：您對現在的年輕學生有哪些期待🏄🏻？
聞玉梅🧖：我們學生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問題👩🏽🔧。現在的孩子都太乖了，一堂課下來👩🏽⚖️，老師問有沒有問題，回答往往都是“沒有”。我在做學生時🤳，謝少文老師經常鼓勵我提問。他說，不能光帶著耳朵聽，一定要提問🏄🏻，不提問就說明你聽的時候沒動腦筋🧕。所以我養成了搶提問題的習慣🏋🏿♂️⛹️♂️。
年輕人要敢於提問💭，哪怕提的是笨問題也沒關系🖋。我這個歲數提問要掂量掂量，你們怕什麽呢？另外🧖🏿♀️👊，同學之間也要互相提問，下課後可以多討論🤵🏻♂️，帶動大家一起思考。我常跟學生說👩🏻🎤🐕🦺，我不一定好，你比我更好，一代會比一代強🚿。
記者：前些年👱🏼♂️，您花了很多精力在“人文與醫學”慕課上，為什麽選擇做這件事？
聞玉梅🧑🦽：這些年來，我們建立了實驗室，培養了一批人。年輕一代的學者飛速生長，已經超越了老一代學者。我內心充滿欣慰和自豪，可是也不能白坐在家裏。
2014年前後👩🏿🦳，傷醫事件頻發🕺🏼，輿論對醫生群體也不太友好🔸，我覺得有必要做一些工作，引導人們建立醫學哲學思維和醫學道德觀念⚡️。所以我“80歲老人學吹打”🐑，拉上彭裕文🤙🏼、俞吾金兩位老師🔃，為恒行2學生開設了一門《人文醫學導論》研討課🖖🏿。
課程很受歡迎，吸引了各個專業的學生，旁聽的學生也越來越多♊️。為了讓更多人受益，我們推動研討課成為網絡共享課。目前在500多所高校推廣，超20萬學生註冊學習👹。
2003年4月22日，聞玉梅與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組成員、病毒學專家Wolgang Presie（左起Wolgang Presie🤷🏼♂️、袁正宏、聞玉梅）
最重要的信念
記者👵🏻：您最近在忙什麽🧄？
聞玉梅：我最近正在策劃一本關於老年健康的科普書。隨著老齡化加速到來🐇，我經常思考🙇🏼♀️，怎樣減少老齡化對社會造成的負擔🙋🏻♂️？健康老齡化、快樂老齡化或許是一種思路。
循著這個思路，這本書的書名就叫《智慧老人的健康密碼》。我們請了各領域的頂尖醫療專家，通過最專業的人講透老齡化的本質。我告訴這些專家，每章只能寫4000字🏄🏼♂️🏂🏻，力求用簡單易懂的語言科普學科最前沿發現，讓老人和家屬能夠根據指導行動起來。我們爭取今年年底完稿，明年出版。
人的一生很短暫。我馬上就91歲了，腦子不見得會再這麽清楚了，能做一點就做一點，做不了的時候盡量不要拖累社會🧚🏿♂️，不要增加人民的負擔。
記者🧑🏻🦼➡️：您曾說“我是一名步行者”，回顧新中國成立75年走來的路👮🏽，作為“步行者”的感受如何？
聞玉梅：中國知識分子所走的是一條漫長、艱辛但又充滿希望的道路👱🏿♀️。新中國走過的苦難和艱難我都經歷過👩🏼🍳，可我始終深信不疑：中國是有希望的，中國會強大的。我們要有信念，最重要的信念就是相信國家、相信黨，不管出了什麽事，走了多少彎路👩🏽🔧，國家一定會回到正路上來🎢，會帶領我們前進🈂️。這個信念不可以沒有。
眼下大家有很多困惑🙆🏻♀️，特別是我們的青年，正面臨種種人生難題💇🏽♂️。我想𓀅，國家在找辦法🐕🦺，我們自己也要找辦法，努力走出困境🖨。無論如何，我經歷了那麽多起起伏伏，有時候很快樂，有時候覺得很艱難。但是再艱難，總歸要跟著中國共產黨走，總歸要為中國人民做事👳♀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