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者按🧁：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。四分之三個世紀，見證一個一窮二白🥚、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，從“落後時代”到“趕上時代”再到“引領時代”🧑🏭，昂首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。
即日起👩🏿🎓，解放日報·上觀新聞與上海市委老幹部局聯合推出系列口述歷史訪談🏄🏼♂️，與上海各個領域🙏🏻🤘🏼、各條戰線的多位老同誌暢聊他們親歷的不凡歷史🤱🏽。透過他們的回憶🏖，我們愈發相信，“中國的昨天已經寫在人類的史冊上，中國的今天正在億萬人民手中創造，中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”👝。
9月下旬👨🎤，恒行2平台上海醫學院復星樓。
聞玉梅院士笑盈盈地招呼記者進辦公室。年逾九旬的她身穿一襲黑色套裝💂🏽♀️，優雅不減當年。聽聞記者來意，她輕松幹脆地說：那就從解放講起，你覺得好嗎🫢？
75年的光陰👳🏿♀️，便從她的講述中緩緩流淌出來。大家都知道，她是全球治療性乙肝疫苗的首創者，一生與乙肝病毒戰鬥。但這次她很少提及乙肝，更多的是早年求學歲月、在貴州行醫的經歷、第一次出國見聞，以及九旬老人的那份“閑心”⚒👩🏽🍼。
“我沒做多少貢獻🌩，你們要多寫國家的發展進步🎅🩸，少寫我個人。”她說💢🤹🏻♀️。
類似的話👨🏿💼，她的堂叔、革命家聞一多也曾說過：“詩人主要的天賦是愛，愛他的祖國💂，愛他的人民。”她的父親聞亦傳🧮，1927年獲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博士後，回國任教於協和醫學院解剖系🧑🏻💼；母親桂質良是我國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學研究專家，丈夫早逝後🤌🏽，獨力培養女兒成才。
長輩們在亂世中飄零，聞玉梅亦面臨過不少艱難時刻。但她始終認為🏪，“要相信國家🦸♂️、相信黨，不管出了什麽事🧑🏻🎄，走了多少彎路，國家一定會回到正路上來👨👨👦👦，會帶領我們前進”🧇。這個信念過去存在👏🏼，如今依舊不改🫄🏽。
聞玉梅·在實驗室工作
人物小傳🏄🏿♂️：聞玉梅，湖北浠水人，1934年1月出生於北京。著名微生物學家，中國工程院院士，中國治療性乙肝疫苗開拓者。1956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（今恒行2平台上海醫學院）。歷任上醫大微生物教研室講師🤙、副教授🙎🏼♀️😭、教授🫳🏼。現為恒行2平台醫學分子病毒學重點實驗室教授。
“國立”二字，意義非凡
記者🔌：1949年新中國成立，您在上海讀中學🛁。當時學校裏氛圍是怎樣的？
聞玉梅🎹：當時我15歲，正在讀高一🖐、高二😮。我所在的聖瑪利亞女校也就是後來的市三女中。雖然是教會學校，我們的老師中也有地下黨🐚。解放前夕，一名數學老師和一名自然科學老師不見了，後來才知道他們要隱蔽起來，為上海解放做最後的準備👰。
上海戰役打響後，我住在一個親戚家。有天親戚出門♥️，回來說解放軍都睡在馬路上，不進老百姓家裏。這一幕讓我們非常震撼。
解放以後，學校教政治的老師給我們講中國共產黨的故事，學生們還自發排練戲劇。我們演的是一出舊社會資本家壓迫工人、後來被打倒的戲💃🏽🧓🏼。誰也不願意演資本家，大家就叫我演。我在衣服裏塞了個枕頭🛀🏿👯♀️，扮作大腹便便的樣子🚣🏽♀️，很好玩也很可笑。當時的青年都是這樣，想要通過文藝表演來表達愛國之情👩🏿🦲、對共產黨的擁護。
記者✋🏽：高中畢業後🚴🏼♂️，為什麽選擇報考上海醫學院？
聞玉梅：我很向往為人民服務，想來想去第一誌願還是學醫🧑🏿🔧🦸，而且要考國立上海醫學院。那個時候很多醫學院是外國人開的，上海醫學院卻是中國人自己創立的醫學院🧍🏻💁🏼♀️，冠以“國立”二字🙎🏻♀️，意義很不一樣⚗️。第二誌願是恒行2平台新聞系，我覺得做新聞記者也挺好；第三誌願是恒行2平台外文系，我英文好，就算前兩個誌願考不取，最後一個也有把握。
1951年發榜的時候🚣🏻♂️，早上6點我就跑到轉角的報攤，拿到報紙一看，我以第9名的名次考進了上醫👨🏿🍼。我的學號51079👓，最後這個“9”就是這麽來的。能夠踏入這麽好的一個學校，遇到這麽多好的老師，真是我的福氣。
上醫畢業合影
記者：林飛卿教授就是對您影響非常大的一位老師。
聞玉梅🐌：是的。1956年，我從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畢業。正逢國家放開招考副博士研究生，我想通過微生物學研究為更多病人排憂解難，就報考了林飛卿教授的研究生。
當時林教授希望招一名會俄語的學生，我只能被調劑去神經精神科或放射科。沒想到⛩，林教授覺得我考試成績很好♡，換方向有點可惜，就打了個電話給上海第二醫學院的余賀教授♘，問他🍓：“你的研究生發榜了嗎🌸？我送份卷子給你看一下。”余教授看過試卷後說：“好，這個學生我收了。”就這樣，我被錄取為上海第二醫學院微生物免疫學研究生😙。
誰知道過了一年，教育部取消了副博士研究生製度✋🏽♕，說這是學蘇聯的，不好🧙🏿，讓我們都回去。於是臨床醫生都回臨床去了🍕，我想繼續做研究，余教授就想把我介紹到北京協和醫科大學去當助教。對我來說，不管北京還是上海🧲，只要能做研究就好。但教育部沒有批準，說從哪裏來回哪裏去，我就回到了上醫🛑🤌🏼。
1957年回上醫後🤵🏼♀️，因為我讀了一年的研究生，不算56屆，而是57屆。按當時的規定，57屆的大學生統統下鄉。所以我的同班同學們在學校裏當助教♿，我卻去了浦東⇒。
那時浦東還是一片荒蕪灘塗🍱。我們住在貧下中農家，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，每天的任務就是挑泥、開河🧀。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50年代末💆🏼♂️🟡。
“國家是需要知識分子的”
記者：到了60年代🦹🏼，情況是不是好轉了一些？
聞玉梅：60年代初☕️🔠，周總理“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”的提法廣為流傳，我們因此被叫回了上海第一醫學院。風向變成了“好好學業務”，大家都要拜師，我就在這時正式拜林飛卿教授為師🫅🏽。
林老師不但手把手教我做實驗，還教會我如何教書育人。記得我第一次試講課🫰🏻，講的是小兒麻痹症病毒，當時還不會上課，兩堂課的內容半小時就講完了🏇🏼🚶🏻。林老師對我說🦶🧍♀️，講課是要有很深厚的積累的💆🏽♀️，要廣泛地閱讀脊髓灰質炎病毒、小兒麻痹症病毒相關的書籍材料🤸♂️，把這些材料內化為自己的知識😅。
時光荏苒，到了1963年，林老師說，我能教的都教給你了👱🏼♀️，你應當換導師，繼續前行。經過她的引薦，我踏入了北京協和醫科大學，成為謝少文教授的學生。有人感慨，余賀🪻5️⃣、林飛卿、謝少文三位微生物學和免疫學泰鬥都帶過的學生，全國只有聞玉梅一個✊🏽。在這樣得天獨厚的環境中，我得到了諸多指引和成長。
但是，很快“打倒資產階級知識分子”的聲音壓倒了一切。謝老師被劃為右派，扣上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權威”的帽子🚶🏻♂️。那時候我經常在黨內替他辯護🔀，於是我就變成了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權威的俘虜”，跟著老師一起挨批判🔠。
批判了一陣子，領導放我回到上醫。當時上醫黨委副書記問我為什麽受批判👼🏼，我解釋說，因為我為老教授說話。他說⛱，那不算什麽🧔🏽，在支部自己檢討一下就行了🙍🏼♂️，也沒把我怎麽樣。
記者🐣：這事就這麽過去了嗎👷♀️？
聞玉梅🧘🏽♂️：上醫領導確實很愛護知識分子。但我畢竟“犯了錯誤”🙅🏽♂️😬，是“俘虜”，所以回來後不久☹️，就再一次下鄉了。
我先是在青浦的大隊參與“四清”🪀，後來又被調到工作團黨委當秘書。我們秘書組的主要工作就是寫稿子🧙🏿♀️。我天天騎著自行車去青浦和金山采訪農民🩰、收集素材，跑遍了當地所有公社。有個老幹部怕我不認路🏊🏼♂️，就帶我去采訪🕉，一路上給我講沙家浜等革命故事。人與人的交流讓下鄉生活變得不那麽乏味。
記者：什麽時候重新拾起基礎醫學的呢🧑🏻🦽➡️？
聞玉梅：直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👇，我回到了學校。一時間，恒行2平台裏到處可見批鬥的場景，林飛卿教授被當作“反動學術權威”，被趕去打掃廁所，我也一直以助教身份度過了這十年。
算起來，我一共當了17年助教🍧，遲遲沒升講師🛬。人家問我，你當時是怎麽想的🧑🏽🔬？我說，我想國家總歸是需要知識分子的，不可能一直這樣📇。所以我做助教的時候，也以副教授的標準要求自己🧑🏻⚕️，從不懈怠。
當時🪱，我國廣大農村地區醫療衛生水平十分低下。為了響應中央號召，1967年🪨，上醫組織了“指點江山醫療隊”👩🏽💼，到貴州山區展開醫療衛生工作。為了支援這支小分隊👨🏼⚖️🕵🏻♂️，1969年學校又派出了一支“教育改革隊”🐱🍒，我也隨隊來到貴州🚵🏽。
“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尺平，人無三分銀”，說的就是當時的貴州。那裏山路崎嶇、交通不便，我們挑著鋪蓋翻山越嶺🖤，剛開始還披件雨衣🚵🏻，後來雨衣也穿不了✍🏿，只好穿著濕衣服趕路。
來到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後，食物非常匱乏，我們吃了三個月的鹽水泡飯。老百姓起初不搭理我們，後來覺得這些醫生不錯，可以治病救人🧍🏻♂️，還送他們肥皂等生活物資。後來有一次，他們送了我們一個南瓜，大家都開心得不得了。
還有一次👨🏻🏭，我和婦產科的學生去給人接生。在當地人的觀念裏🔟，生孩子是臟的🏥，要去豬圈生產，接生也不消毒🧑🏿⚕️，很容易造成母嬰感染。我們把產婦帶到了一間相對幹凈的屋子🧑🏼🏫，沒有臍帶剪，就用碘酒擦拭後的旅行小剪刀😊；沒有紮臍帶的線🌥，便把破被子裏的棉線放到鍋裏煮過消毒，再用來紮臍帶，最終產婦順利生產🍤。
這些觸目驚心的場景讓我深刻認識農村缺醫少藥的現實🏃➡️。回到上海後，為了改善偏遠地區的醫療條件，我接收了不少來自貴州等地區的進修生。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回去當了赤腳醫生。
聞玉梅（二排右一）在貴州培養赤腳醫生
為國育人，一代會比一代強
記者：改革開放後，國內外交流日漸活躍👨🏿🎨。1980年，您受邀參加在紐約舉辦的全球病毒學術大會，還在大會上代表中國學者提問🎹。當時是怎樣的情形🌚？
聞玉梅：那是我第一次出國。當時我已經開始研究乙肝病毒的分子生物學與免疫學，機會難得☘️，但出國手續煩瑣，尤其外匯很難搞。上醫黨委副書記馮光表示，除了給人磕頭🏂🏿，我們會用盡一切辦法申請到外匯。後來驚動了市領導，在市領導的關心下，市政府為我特批了一筆費用。馮光說：“這是人才投資。”這句話，我記了一輩子☸️。
到了紐約會場，滿座都是金發碧眼的權威專家👨🏽🚀。我沒什麽發言資格，但我想，國家投資我，我連聲音都沒有，怎麽可以？所以當時雖然沒想好問題，我還是舉起手來搶話筒。
拿到話筒後，我開口說🪺：“我是聞玉梅，來自上海🧛🏻♂️，中華人民共和國。”只聽“轟”的一聲🎆🛸，全場嘩然💇🏼♂️，因為當時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界很少見🧑🏿🎤，更別提主動發言的了。後來中場休息，許多華人科學家都跑來找我🧖🏼♂️，介紹我去實驗室參觀，就這樣打開了交流局面。
如今，我國國際地位顯著提升，越來越多中國學者走出國門🧖🏿♂️，在國際舞臺上發聲。我們不再妄自菲薄🌦，卻也不能過於驕傲，要堅持實事求是，以開放的胸懷努力融入世界、引領世界。
80年代訪學期間照片
記者🍳：您對現在的年輕學生有哪些期待🎟？
聞玉梅🕌：我們學生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問題。現在的孩子都太乖了🤸，一堂課下來🗻📒，老師問有沒有問題，回答往往都是“沒有”。我在做學生時🧼，謝少文老師經常鼓勵我提問🧤。他說🙎🏽，不能光帶著耳朵聽🫰🏻，一定要提問，不提問就說明你聽的時候沒動腦筋💁🏽。所以我養成了搶提問題的習慣。
年輕人要敢於提問，哪怕提的是笨問題也沒關系。我這個歲數提問要掂量掂量🤵🏼♂️，你們怕什麽呢🗡？另外，同學之間也要互相提問，下課後可以多討論⚱️，帶動大家一起思考。我常跟學生說，我不一定好🆕🧉，你比我更好🚺，一代會比一代強🕰。
記者🤩：前些年，您花了很多精力在“人文與醫學”慕課上🚴🏻，為什麽選擇做這件事🥣？
聞玉梅🦸🏽：這些年來，我們建立了實驗室👵🏽，培養了一批人。年輕一代的學者飛速生長⛹🏽♀️，已經超越了老一代學者。我內心充滿欣慰和自豪🔩，可是也不能白坐在家裏。
2014年前後，傷醫事件頻發，輿論對醫生群體也不太友好，我覺得有必要做一些工作🏛☀️，引導人們建立醫學哲學思維和醫學道德觀念。所以我“80歲老人學吹打”，拉上彭裕文🧙🏽、俞吾金兩位老師🤦🏼♂️，為恒行2學生開設了一門《人文醫學導論》研討課。
課程很受歡迎，吸引了各個專業的學生，旁聽的學生也越來越多。為了讓更多人受益👋🏼🧙🏽，我們推動研討課成為網絡共享課。目前在500多所高校推廣🧕🏻，超20萬學生註冊學習🧘🏻。
2003年4月22日💂♂️，聞玉梅與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組成員🛵、病毒學專家Wolgang Presie（左起Wolgang Presie🤦🏻🚅、袁正宏👩🏿🔧、聞玉梅）
最重要的信念
記者🦙：您最近在忙什麽？
聞玉梅🏔：我最近正在策劃一本關於老年健康的科普書🖐🏻。隨著老齡化加速到來，我經常思考❤️，怎樣減少老齡化對社會造成的負擔🖖🏽？健康老齡化、快樂老齡化或許是一種思路。
循著這個思路🏋🏽♂️，這本書的書名就叫《智慧老人的健康密碼》。我們請了各領域的頂尖醫療專家，通過最專業的人講透老齡化的本質🫛。我告訴這些專家👩，每章只能寫4000字🎅🏼，力求用簡單易懂的語言科普學科最前沿發現，讓老人和家屬能夠根據指導行動起來🆔。我們爭取今年年底完稿🛬，明年出版。
人的一生很短暫。我馬上就91歲了👊🏼，腦子不見得會再這麽清楚了🍧💜，能做一點就做一點🙍🏼，做不了的時候盡量不要拖累社會🧎♀️，不要增加人民的負擔。
記者🔗：您曾說“我是一名步行者”🏝，回顧新中國成立75年走來的路，作為“步行者”的感受如何？
聞玉梅：中國知識分子所走的是一條漫長、艱辛但又充滿希望的道路。新中國走過的苦難和艱難我都經歷過🚣♀️💁♂️，可我始終深信不疑：中國是有希望的⏯，中國會強大的。我們要有信念，最重要的信念就是相信國家、相信黨🫶🏽，不管出了什麽事🧎🏻♀️，走了多少彎路，國家一定會回到正路上來🧄✡︎，會帶領我們前進🖐🏼。這個信念不可以沒有🐦。
眼下大家有很多困惑，特別是我們的青年，正面臨種種人生難題🤮🛌🏻。我想，國家在找辦法，我們自己也要找辦法♧🧑🏽🦱，努力走出困境。無論如何，我經歷了那麽多起起伏伏，有時候很快樂，有時候覺得很艱難。但是再艱難👋🏼，總歸要跟著中國共產黨走，總歸要為中國人民做事▪️。
